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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是一個》發表后，引起了一場著名討論，質疑者是一個更年輕的人類學與民族學學者費孝通。他時年29歲，和顧頡剛是蘇州老鄉，剛從英國留學歸來。費孝通認為“民族”是根據文化、語言、體質的分歧而形成的團體，是科學概念。中國國內確存在不同的民族，這是客觀事實，不必為了謀求政治上的統一而刻意去消除各族的界限，不用擔心敵人使用“民族”概念與喊出“民族自決”來分化中國。他強調，“文化、語言、體質相同的人民不必是屬于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都不必是一個文化、語言團體”103，因為民國的現實正是多政治中心，中國歷也有多個政權分立的時期。

聽到這些，顧頡剛雖纏綿病榻，卻如“骨鯁在喉”，又爬起來寫了《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反駁說，中華民族的“國族性”是足夠強大的，“分化”是“不自然的局面”。只要分裂的武力稍弱一點，人民就會自發結束分化局面。如果“長久分立”有天然的安定性，則中國早就支離破碎而不成為一個民族了104。他在文末甚至怒吼道——“等著罷，到日軍退出中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見一見東北省和其他淪陷區的人民是怎樣的給我們一個好例子了”105！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喪失了政治與文化話語權，“歷史中國”都是由西洋和東洋來書寫。兄弟手足對彼此的認知，都是由外來學術框架去塑造。比如，有大漢族主義觀點認為“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有狹隘民族主義觀點則認為“滿蒙回藏非中國”。這都是當年“東洋史”的遺毒。

比如，有些史家試圖用“意識形態”來對標西洋史。當西方說“大一統”是專制原罪時，他們就將“專制”歸罪于元清兩朝。說漢唐宋本來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開明專制”，離西方不算遠，結果被游牧民族的“主奴觀念”改造成了“野蠻專制”，明朝的高度集權是元朝制度的殘余，中國沒產生資本主義是因為被清朝斷了萌芽。得出如此結論，是因為他們沒深入研究中國未能誕生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比如，當西方認為中國因缺少“自由傳統”沒有發展出所謂的制度時，有些史家就開始論證，“農耕文明”代表專制，“游牧文明”代表自由。如果元朝不被明朝，那中國早在13世紀就有了一個商業與律法之上的社會形態。他們沒弄清，所謂“自由精神”的殊榮只屬于西方的哥特與日耳曼人，從不屬于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在孟德斯鳩筆下，同樣是征服，哥特人傳播的是“自由”，而韃靼（蒙古）人傳播的是“專制”（《論法的精神》）109。在黑格爾筆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臘羅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體人不知道任何自由（《歷史哲學》）110。

還有戰火頻仍中的中國化故事。胡入華大亂之際，西域胡僧佛圖澄被石勒、石虎奉為國師，他用異能方術與因果學說不斷勸石效“”行“德化”120。后趙滅亡后，佛圖澄弟子道安一路弘法南下襄陽，首次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打破“沙門不敬”的教條121。苻堅為了迎取道安而出兵攻占襄陽，道安到長安后向苻堅推薦從未謀面的龜茲高僧鳩摩羅什。苻堅為鳩摩羅什打下西域，但大軍剛將他接到半路，前秦滅亡，16年后后秦將他迎到長安當國師時，推薦他的道安早已圓寂。鳩摩羅什不忘東行初心，譯經數百卷，為大乘中觀佛學與中國古典哲學相通奠定基礎。南北政權隔江分治，但南北交流從未中斷，道安的大弟子慧遠南下廬山東林寺傳法，慧遠弟子道生又北上長安向鳩摩羅什求學。與此同時，建康的幾大名僧亦很活躍。其中，法顯從北朝長安越蔥嶺到印度取經，再經南洋海路回歸南朝建康，歷30國15年，一部佛國游記竟成南亞諸國史料的考據。不僅南北，自苻堅打通西域后，中印僧人你來我往，達摩也因此將禪宗帶到中國。各大學派主要在這300年中創立，經過多番曲折，他們初步理順了與政權的關系，從此確立了“政主教從”；初步理順了與父母的關系，從此因果與孝悌沒有矛盾；初步理順了佛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為日后禪學與理學的發展開啟先聲。